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进程:国有与民营企业的对比分析

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进程中,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存在驱动力、进入模式、区位战略等方面的差异。回顾企业国际化进程理论演进,按不同经营主体选取6家中国企业,对比分析其国际化进程,结果表明,中国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进入国际市场的过程中总体符合IP模型,丰富了IP模型在新兴市场后发企业的解释力度,对不同经营主体企业国际化的跳跃性特征提供理论支持。     

试论和平发展道路的路径选择

和平发展思想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邓小平及时把握时代主题变化轨迹,以改革开放为突破口,探求发展机遇,将和平思想有机相融,为"道路"形成确定基调,夯实现实基础,指明基本思路;新世纪初,最终夯定"道路"的科学概念,完善内涵建设,架构科学体系,"道路"的路径选择得以完成,其原则和规范逐渐确定。中国梦进一步为"道路"指明发展方向,提供理想动力和牵引力。反之,"道路"实现路径的落实为"中国梦"的实现提供强力保障。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政府作用探究

高新技术产业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核心竞争力提升具有战略意义。政府应在把握高新技术产业内涵、特征及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厘清和市场的关系,准确定位自身的角色和功能,通过加强规划、制定政策、加大投入、营造环境等举措,引导和推动高新技术产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中国城市化视阈下的住房保障——以喀什市为例

通过对喀什市的住房保障建设和发展进行调研,看到民族地区住房保障的供需矛盾更加凸显。"安得广厦千万间",从根本上解决居民的住房问题,是任何一个国家或政府必须承担的责任,因此,如何在城市化进程中,发挥住房保障的应有作用,是实现社会公平的根本之道。     

从“社区治理”到“小区治理”——反思当下社区治理的“合作—共治”模式之一

当下部分学者提出了社区治理的"合作—共治"模式,其宗旨是要构建"政府—社会"协商合作的社区治理体系。但随着"社区治理"向"小区治理"的纵深拓展,"小区治理"过程中出现的以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为代表的"市场"主体被忽视,造成了针对其监督的缺失。面对"小区治理"的"失效",以对"社区"和"小区"为不同治理背景的"服务品"提供方式的讨论为基础,必须将市场主体纳入"合作—共治"的社区治理模式,形成"政府—社会—市场"三者多元互动的"合作—监督—共治"的新型"大社区"治理体系。     

福建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选择

福建作为中国第一个省级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在生态建设方面具有良好生态系统、政策与人文环境也具有优势,也取得了生态治理的显著成效.但是随着当代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福建生态文明建设也面临着环境污染、生态承载量有限等"瓶颈",严重困扰福建的可持续发展.因此,福建需要大力弘扬生态文化,增强生态环保意识;优化产业结构,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发挥社会组织的参与作用,构建生态文明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体系;加强生态文明法制与机制建设,以推进福建生态环境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从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力看“中国梦”的实现路径

从历史上看,中国古代文化以其所具有的独特魅力在世界文化史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引起世界的广泛关注;近代以来,由于种种原因,中国文化的传播力失去了往日的辉煌。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辉煌和低迷给我们以启示:文化传播力与综合国力成正比,综合国力强,则文化传播力强,反之亦然。当下中国综合国力显著提升,"中国梦"正在成为中国的一个新标识,我们要抓住机遇,通过提高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力,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助推"中国梦"的实现。     

城市低碳转型的抉择框架与行动路径研究——以两型社会综改区长沙市为例

当前,生态文明建设上升到"五位一体"战略高度,转型发展、优化发展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主线。城市作为人类活动的中心区域,是碳排放的主要阵地,城市转型低碳发展已成为城市未来发展的根本趋势。长沙作为全国首批"节能减排"示范城市和全国"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推进低碳发展、创建低碳城市已成为其新时期的发展新使命。基于此,笔者在分析长沙低碳城市创建的现实基础上,提出了长沙城市低碳转型的的发展思路,制定了长沙低碳城市创建的战略举措,希望能为长沙市城市低碳转型和加速推进低碳城市创建提供新的思路。     

论司法反腐的职能定位

司法是治理腐败的国家行为和重要方式,也是治理腐败的重要领域和法律保障。中国特色的司法在反腐败斗争中具有刑罚惩戒、教育引导、建制防范、权力制约、参谋咨询和法律完善等价值功能。而坚持党的领导,聚焦中心任务,坚持公正司法,着眼全局全球;把握政治性,体现人民性,彰显法律性,增强科学性,适应国际性,强化示范性,是实现司法治理腐败的路径选择。     

文化的公共性与新兴城市文化治理机制探讨

本文基于文化公共性特征以及理论界对公共领域的探讨,提出当前公共文化领域转型应以文化公民权的保障为前提,文化治理机制的确立为关键,核心价值的共识为目标。文化治理是一种新型的管理机制,它鼓励地方文化分权、基层多元自治管理和公民文化参与实践。公众对公共领域文化生活的充分参与,提供了一条形成公共秩序的文化途径;它将有助于在公共领域中重构文化主体性价值。本文提出促进公民积极的文化参与实践、搭建开放的创意社群网络及构建公共文化领域内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作为实现新兴城市文化治理的路径。